日本統治台灣以後，由於不能馬上興建日式的住宅，因此使用了許多清代的官廳及民居。在第一代的東門官舍，牆壁是參考當時熱帶殖民地的紅磚、開口小、有陽台，由於和日本人的居住習慣相差太多，因此許多官員不適應而抗議，因此在1905年制定《判任官以下官舍設計標準》，也成為日式住宅的階層化及準則。
清代的城牆，在日治時代不需要打仗及防衛之下，成為都市計畫的犧牲品。台北城牆拆除後，興建三線道路，標榜了近代文明的象徵，而城牆的石頭則被拿來轉用。日本人雖然好奇漢人的建築及住宅，但是鮮少研究，甚至在《舊慣調查報告書》當中，可以看到原住民族的家屋照片及簡單圖面，但是沒有漢人建築及住宅。在1907年的大地震當中，對於紅磚及土角的耐震度，也是加以批評。
這種情況，直到井手薫及栗山俊一開始關心以後，才得到改變。他們算是日本建築師第三代，比起森山松之助又更晚一輩。栗山俊一在昭和中途退官，回到日本，而井手薫則在台灣終老逝世。他們是伊東忠太及關野貞的學生，對於文化財的觀念，可以說比前一代更為關心。而井手薰本人對於台灣文化則有非常大的喜愛，本身為府展評審，同時為收藏家。栗山俊一曾經搶救了台南武廟，於是我們現在到了武廟前面，在著名的冬瓜茶店前面，路轉了一個彎，是栗山俊一言論下保留下來的。而在1918年總督府完工後，原有的清代舊廳舍功臣身退，要開都市計畫的計畫道路。這個計畫原本被井手薰為主的技師搶救下來，卻因為裕仁皇太子登基大典事業，原址要蓋公會堂，而遭受移築。而諷刺的是，這一個公會堂的設計師，正是井手薰。
從井手薰、栗山俊一及一些技師在《台灣建築會誌》等的言論可以看出，其實他們抱持的理由並非是由於建築的重要性，而是在於殖民統治的理由。尤其他們提到，總督府舊廳舍是總督從第一任開始辦公的紀念場所，可以做為殖民統治的見證。而持有中國文化重要性的言論，則認為這是代表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。而在建築會的參觀及活動中，雖然還是可以看到漢式建築的參與，但是參觀者對其的感想都是比較負面，比較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。
直到1930年代，一方面是理蕃政策，二方面是家屋改善，千千岩助太郎研究台灣原住民住宅，而這一份研究，居然成為台灣建築史當中比較完整的一塊。而由於千千岩的構件用日語寫成，因此要理解台灣原住民族住宅，還要從日語建築名稱著手。此時，從日本柳田國男一路傳接下來的民俗學的研究，也來到台灣，而漢民族建築及住宅的研究，反而是民俗學研究多於建築學研究。因此，本篇標題為：從「殖民統治」到「異文化情趣」，是探究日本人對於漢式的文化及建築當中，是否帶了日本人本位的意味？也是反映時勢嗎？
小結：「台灣建築的多樣性」這樣的想法，要在1930年代以後，由日本建築師啟蒙再發芽
參考資料
《圖解台灣日式住宅建築》
《日治時期台灣建築會之研究》
